距今5000－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中期，中国便开始了养蚕、取丝、织绸，相关的东西方丝绸贸易通道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就开始出现，但为什么“丝绸之路”的概念中外人士却是沿用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呢？这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政治、经济模式及西方近代商业文明的冲击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政治有着浓郁的“天下”观念，即为天下中心的王朝直接支配的地域称为中华、中国等，以此与周围的四夷作为区别。与之相应，经济上内以自然经济为主体、外则通过朝贡贸易体系维持天下四方，而该体系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联系交往，除元朝外，历代王朝对各国的朝贡均主动让利，实行“厚往薄来”政策。

　　汉朝出于政治安全需要，希望与西域大月氏等国建立联盟以“断匈奴右臂”，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客观上正式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公元前60年，西汉设立西域都护，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管辖。东汉时期班超又重新打通隔绝58年的西域，并首次将丝路从西亚一带打通延伸到欧洲、罗马，这是丝绸之路的完整路线。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370多年的中外文化大融合，唐朝控制了丝路上的西域和中亚地区，建立了稳定有效的统治秩序。由于“安史之乱”的冲击，中唐之后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微，虽然蒙元时期摧毁了丝路上的大量关卡和腐朽统治，不过沿路前行的人群却已不再是以经营贸易为主的商人了。

　　起于秦汉的海上丝绸之路由中国海港出发通向三个方向：一至朝鲜半岛和日本，二至东南亚诸国，三经南亚、阿拉伯至东非沿海诸国。中唐至两宋时期，由于经济重心南移以及西北游牧民族的路上屏障，海上丝绸之路发达起来。元代海外贸易除了传统的官方、民间贸易外，还出现了官商贸易。明代虽然海禁旋开旋禁，但郑和七下西洋声名远播，官私贸易发达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清代康熙时期从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直至鸦片战争之前，基本以严禁出海贸易为重要国策，海上丝路渐衰。同一时期，在文艺复兴、科技革命和新航路开辟引领下的西方于15世纪进入扩张时代，丝绸虽然仍是中西贸易的主要对象，但是海上贸易往来则成为历史的主角。从此，农业文明时代一枝独秀的中国地位逐渐衰落，以商业立国的从海洋中驶来的西方各国陆续成为世界霸主，历史进入到了跌宕起伏的近代时期。

　　经过一代代人的拼搏与积累，今日的中国前所未有地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联合发展并上升到国家策略层面称为“一带一路”，这是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必然逻辑，也是文明复兴的必然趋势。据此，从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得到的现实启示主要有三点：

　　首先，“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古丝绸之路的经营从国家层面更多是为了维护皇权一统与朝贡体系，经济成本是给多取少。就民间层面而言，西方对于丝绸的需要颇为巨大，因此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的经济因素是外需拉动。而今，从宏观经济上说，正如习总书记所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正在实行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已经出现了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一带一路”的建设牵涉更广、难度更大、挑战更多，可能会比过去经营古丝绸之路付出的代价更大，且要做好长期建设的准备。

　　其次，“一带一路”建设应该逐步推进。古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是循序渐进的，跟中央政权乃至外部因素息息相关。目前，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依然存在诸多矛盾。类似情况如在欧洲历史上某些国家之间存在百年世仇，但是“煤钢联营”却为欧洲提供了超越积怨并协调发展的新空间。同样，以互利共赢为宗旨的“一带一路”计划也提供了类似欧洲联盟的新平台，推动沿线国家共生和谐发展。但是，国家之间共生关系的建立仍然需要充分开发各方潜能，因此，“一带一路”建设应该根据国内实际情况与沿线国家的不同发展水平，以共同发展为根本属性，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以务实合作为导向逐步推动。

　　最后，“一带一路”建设要在实践中加强合作。古丝绸之路在各方内生动力与外部需求的驱使下，在欧亚非三大洲纵横交错、相互联结并延续数千年。随着大航海时代而开启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主权国家的利益日益超越国界而在全球范围内延伸，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全球化发展的整体性与系统性。“一带一路”计划是中国为泛欧亚大陆深度合作提供的一个崭新的多边合作方案，它需要沿线国家相互认知、彼此合作的深化与加强，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以最终增进国际社会的普遍福利。

　　古代先民凭借勇气和智慧走出丝绸之路，当今欧亚各国应深入挖掘弘扬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开辟欧亚大陆的光明新前景！（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