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中国史研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国现当代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等多种称谓，理论界使用最多的称谓是国史研究。

　　学科意义上的新中国史研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产物，但此前已有一定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有学者关注。1951年胡乔木发表的“中共党史的奠基之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国家成立两年来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总结。1955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五年简史》，可以视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早的官方国史。此后，1959年周恩来同志撰写的《伟大的十年》，1960年毛泽东同志撰写的《十年总结》，都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年来的成就和经验的总结，均可看作新中国史研究的滥觞。在理论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刘大年等一批历史学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几次提出加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尤其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研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甚至准备成立专门机构，“专管现代史的纪录，先按年编出长编，再写成各种专著”，并计划“在五年内写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刘大年主张历史研究应当薄古厚今，他在《历史研究》发文倡导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相关研究，并为此列出若干专题，涉及新中国史重要问题的综合研究、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研究、土地改革的研究、中国新文化发展的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等，涵盖了新中国史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领域。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达成所愿，而是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高校系统也涌现出一些师生合作撰写的新中国史著作，如1958年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56）》、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1960年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撰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义（初稿）》等。这几种著作尽管还显粗浅，而且昙花一现，但仍可视为新中国史研究的探路者、先行者。总体上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全国高校主要依托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时事政策、形势与任务等课程与专题讲座进行新中国史和国情教育，学科意义上的新中国史研究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大潮中，加紧开展新中国史研究重新提上议事日程。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不久，胡乔木就提出，在研究和总结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要写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史、土改运动史、三大改造运动、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经验总结、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等专著。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制订本院三年和八年科学研究规划，并联合教育部等机构制订全国历史学及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这些规划中都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任务。胡乔木曾提出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的设想，后来根据这一设想成立了一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直属院部），但是由于放在了近代史研究所，研究重点不是新中国史，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1979年叶剑英在国庆讲话中，初步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来的历史经验。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提供了基本遵循。1982年开始组织编写《当代中国》丛书工作，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负总责。《当代中国》丛书按内容区分，有部门（行业）卷、地方卷、专题卷，还有不限于某个部门或某个方面的综合卷。丛书编写工作于1983年正式启动，共152卷、210册，约1亿字，是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条战线的力量来完成的鸿篇巨制，有10万人参与，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是一项全面、系统、大规模研究新中国历史的宏伟事业，对此后新中国史研究的开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一时期，1980年5月改组成立的中央文献研究室除了继续编辑出版毛泽东同志的文献以外，还编辑出版了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等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同志的著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记事暨资料选编《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也为研究新中国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资料。伴随这些权威文献和档案资料的陆续公开，涌现出一批新中国史研究工具书，如辞典、大事记、实录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前后，出版了不少学术水平较高的新中国史研究成果，仅通史类的著作就有郭彬蔚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陈明显主编的《新中国四十年研究》、廖盖隆主编的《新中国编年史》、赵鹏飞主编的《共和国的成长》、靳德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何理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朱阳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杨勤为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肖效钦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十年》，以及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49—1989年的中国》、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与改革史》等。显而易见，新中国史研究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了。

　　三

　　1990年6月28日，经中央批准，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随后国史专业学术期刊《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接着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从此，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有了自己专门的阵地，有了一支强有力的专业队伍，也使新中国史研究从原来的零散的、无组织的个别研究，发展成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大规模研究，新中国史研究由此进入加速发展阶段。据初步统计，从1993年到2001年，理论界在新中国史领域发表的文章达416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译著、工具书等630余部。出版的著作中，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1949—1999）》《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大辞典》这样的大部头著作或工具书，也有《1976年以来的中国》《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新中国外交风云》《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1976—1981年的中国》《风雨兼程——新中国四十年发展战略的演变》等有分量的学术专著。通史类的著作大量涌现，影响较大的有何理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何沁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出版后均多次修订再版作为教材使用，特别是后者本身就是受原国家教委高教司委托，由多所院校10多位教授编写而成。这一时期编辑出版了一大批文献资料，如《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卷）》《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中国手工业合作化和城镇集体工业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等。引进出版了一些海外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2）》等。

　　进入21世纪，新中国史研究迅速崛起为一门新兴学科。2001年，党中央批准了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三年科研规划，进一步强调了新中国史研究资政育人的作用。当代中国研究所在制订和启动新的科研规划的同时，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设立了国史系，并与中国人民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合作培养研究生。一些地方和高校也设立了一些当代史研究机构，自高校普遍要求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之后，新中国史研究方面的人才培养愈加得到重视，面向高校教学的国史教材出版了20余种，其中有修订再版的何沁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陈明显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教程》等，也有新出版的，如杨先材主编的《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等。这一时期，不但在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出版了大量的优秀主题出版物，而且涌现出一批多卷本的通史著作、编年史著作和众多的专史著作。通史类的如张静如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郑谦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刘国新等人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长编》等。编年史类分量最重的是由当代中国研究所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简称《国史编年》）。《国史编年》按年设卷，以纲目为体，以时间为线索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内容丰富，所含领域众多，基本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卫生、民族、社会、人口、宗教、疆域、地理、区划、灾害、气候、生态、资源、国防、军事、外交、对外关系和国际反应等方面的大事。其他的类似著作还有齐鹏飞、杨凤城主编的《当代中国编年史（1949—2004）》、徐达深等人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实录》、廖盖隆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1949—2009）》等，此外还有一些大事记、纪事本末和图志类读物。专题研究方面有不少优秀作品，如罗平汉的《土地改革运动史》《农业合作化运动史》《农村人民公社史》，李正华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杨胜群、陈晋主编的《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纪实》，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朱佳木的《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何东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等。郭德宏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由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70多位党史、新中国史专家撰稿，涉及130多个研究专题，共270余万字，各专题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通过不同侧面揭示历史全貌，可谓新世纪新中国史专题研究的一部鸿篇巨制。

　　四

　　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论述引领下，在党史学习教育的推动下，新中国史学科建设更加成熟，研究队伍更加壮大，新中国史研究事业进入繁荣发展新阶段。

　　专业新中国史研究编纂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历经20余年努力，终于推出一部多卷本的新中国史权威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该书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10月成立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这35年的历史，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为使读者全面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由来，该书还设立序卷，概述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奋斗历史。该书的编写凝聚了几代新中国史研究工作者的心血和智慧，经中央审阅批准出版发行。为了适应新中国史研究发展的需要，当代中国研究所设立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外交和港澳台史、理论6个研究室，在此基础上编写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新中国史研究的内容，根据这几部专史编写的研究生教材正在陆续出版。近年来，该所还陆续推出一些高质量的新中国史著作，如《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与经验》《新中国70年》等。特别是由该所承担编写的“四史”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出版后，有力配合了全党的党史学习教育开展。目前，该所已经续编了四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正式启动了多卷本新中国史的编写工程，以及《当代中国》丛书的续编工作。由该所参与制作的《当代中国》《敢教日月换新天》等大型文献专题片播出后也深受观众好评。学术交流也日渐活跃，当代中国研究所创设了全国性的国史学术年会和5年一届的国史研究国际高端论坛，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该所各研究室也陆续建立了面向全国的专史年会制度，打造了几个广受欢迎的学术交流平台，起到了应有的学术引领作用。

　　就全国而言，新时代以来的新中国史研究已是百花盛开、硕果累累、不胜枚举，基本问题研究更为深入，通史与专门史研究更为全面，微观层面的个案和专题研究更为细致，研究史料更为丰富。这一时期新中国史研究事业走向繁荣的背后还有几个重要的推动因素：一是党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加快向现当代延伸。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出版发行的有力推动，加上高等院校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需要，中共党史研究和中国近代史研究迅速向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延伸，新中国史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党史类、政治类刊物选用发表。二是地方志的编写完成两轮修志，有的已经开始第三轮的工作，省、市、县三级志书和乡镇志、村志以及各类年鉴的大量出版，为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地方资料。三是档案文献的大量出版和基层档案资料、田野调查资料的收集整理，包括广泛开展的信息化转化和数据库建设，为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重要文献选编出版了大量的领导人文选、文集、文稿、传记年谱和文件汇编。中央档案馆和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共50册，不少内容都是第一次公开。地方档案馆档案开放利用程度不断提高，一些高校（如山西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邯郸学院等）师生还深入基层收集到了不少馆藏之外的资料，有的还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专门的研究中心，产生了大批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四是新中国史的学习、宣传和教育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在党史学习教育的有力推动下，高校正将“四史”教育全面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许多高校还新设了新中国史或当代史研究机构（中心），新中国史教育、研究及其人才引进和培养已经被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总之，进入新时代，新中国史研究事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盛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新中国史是必修课，要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历史主动精神，承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同时也应看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已经成为备受各国关注的课题，我们的新中国史研究理应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