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国防大学教授　公方彬

　　一段时间以来，左右之争分歧日益增加，甚至演变为“拥毛”派与“拥邓”派的“互撕”，几无共识。由于左右之争在政治中国敏感而且根本，又由于观点之争有异于“党争”，后者范围有限，前者参与者众。所以，是否化解争端，影响的是能否统一全党思想和意志，集纳全民族智慧和力量，因而至关重要。

　　为什么左右之争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两个时期，甚至成为百年难题？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数十年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得到实践检验的发展路线，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置疑，致使旧有争论没有消除，新的争论产生出来，尤其是争论已经由理论界转到社会公众阶层，甚至加入了暴戾成分。任其发展下去，“批判的武器”注定演变为“武器的批判”。

　　如果以宽阔的视野来看，上述现象就不应当产生和存在，因为世界政治生态变化已经瓦解了左右之争的基础。2016年末，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埃米尔·辛普森在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发表文章：《长达200年的“左派”和“右派”概念已经完结》。文章认为，“左派”、“右派”这两个源自法国大革命的两个概念，尽管长期成为描述政治现实的基本概念和政治框架，但现在新的框架开始形成，这就不是二元对峙时的政治框架所能界定和解释的。比如，是否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

　　然而，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并没有对国内政治生态发生太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左右之争的影响更是有限，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社会形态来看，任何人都秉持一定的价值观，同时，不同人的价值观又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在一个社会坐标系上考量的话，就处于不同的点上，这个点实际上就是方位，因此形成左中右的区别。由此，既然存在客观上的左右之别，引起纷争也属自然。

　　从政治形态来看，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论断，既然任何人都从属于某个阶级，必然存在“站队”问题。当走向两个极端的人多了，就会形成思潮，甚至形成对立和冲突。近两百年的国际共运和西方对峙就源于此。尽管国际共运在世界上陷入低潮，但中国仍然坚守，于是全球视野下的不同国家进行了不同选择。

　　从民族文化传统来看，中国社会并不善于通过“平衡、妥协、寻找最大公约数”解决分歧，有时候反而会用极端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左右之争的原因，很多人不以理服人，而是采取漫骂与恐吓，甚至诉诸武力的方式。这就是一些人在评价毛泽东与邓小平时，缺少客观公正与辩证思维，且戾越来越浓厚的原因。

　　其实，上述缘由都存在，但并没有切到要害，真正导致左右之争热度不降反升的原因，在于一系列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横亘在前面，迟迟未获解决，因此模糊了我们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尤其无法使中国共产党实现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华丽转身，政治上总是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大众只能凭借既有的历史经验和各自的思维方式与判断力认识问题，结果便是主流无法确立，多元无序无度冲撞。

　　有哪些重大理论问题在困惑着我们的的思想，客观上为左右之争提供土壤和条件？

　　一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在哪里？我们的政治理想、政治逻辑、价值系统，乃至伦理道德和社会评价体系，皆奠基于共产主义信仰。所以，是否坚定这一信仰，不仅决定着共产党的政治基础，并且关系到社会价值系统的建构与大众的精神追求和归宿。革命战争年代乃至“冷战”时期，坚持这一信仰至少在逻辑上不成问题，冷战结束，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问题产生出来。“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过去的路径，而今世界已经成为“命运共同体”，中国着力建设的是和谐世界，而不再“输出革命”，那么实现共产主义的新路在哪里？没有路的信仰就是抽象的符号或招牌，不会产生真正的号召力。

　　二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还能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这个主义奠基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构成革命逻辑，及其革命者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系统，问题是工业大生产时期的资本与劳动力关系，正在为新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关系所取代，用剩余价值学说解释现实，现有的政策制度必定错。同样，物质决定精神的唯物史观，不管在革命还是建设阶段，我们都没有真正遵循，相反，“精神万能”，“革命精神高于天”，大量存在。如果不解决“两大发现”的现实存在，马克思主义甚至会异化。

　　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生逻辑与科学定律是什么？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对科学社会主义作了内生性理论建构，因此国际共运席卷半个世界。后来，因为苏共理论僵化，致使苏联走向解体、东欧发生剧变。中国在邓小平的带领下，走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道路，因此创造出一个个辉煌。不可否认，实践成功的同时，理论上远离了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我们显然不能放弃成功的实践，向传统理论上靠，这就需要实现重大理论突破。这不能通过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来反证或推导自己的先进与科学，只能探寻特色社会主义的内生逻辑和科学定律，以此支持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了谁和依靠谁？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品质，是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道义力量所在。问题在于，革命时期讲为人民服务很容易看清，“打土豪分田地”厘清的就是阶级关系，进入法治社会与市场经济，民众都成了共和国公民，其间只有阶层之分，没有阶级之别，这时再讲人民，其内含和外延未必很清楚。

　　五是要不要继续坚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邓小平提出这个思想时，得到了党内外的广泛认同，因此推动改革开放深度发展。今天有许多人开始置疑，要不要继续坚持这一直接影响左右之争的思想。当然，科学的态度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我们所以把反左突出出来，有规律与逻辑。任何政党或民族都有向自己所持主义靠拢的天性和历史惯性，左派政党、右派政党、民族主义政党皆如此，理性的政党应当防范自己走向极端，问题是面对已经向两个极端的民众，必须在理论上说服。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客观需要还有很大差距。

　　六是强“特色”弱“共性”的理论能不能支撑中国成为世界的领跑者？规律表明，小国弱国更讲“特色”，既然不谋求领袖世界，也便把重点放在避免被其他制度和文化的影响和改造，因而更突出“特色”。中国已经走向世界，参与世界规则制订，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指标就是创造引领人类文明前行，没有可复制的制度和文化，便无所谓引领。这个问题看似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但根本在政治观或政治路线。因为走阶级斗争的道路，便不需要考虑普遍性，而走开创文明的道路，一定要由强个性转向强共性。这一点对我们的理论突破有很高的要求。